swerve 的个人博客

　　在不断刷新的新闻事件中，他们的名字逐渐远去，有的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但这个职业所给予我的最重要的那些，正是他们给予我的，悲痛、愤怒、沮丧、纠结、温暖、坚持…… 一 　　整理照片我才发现，每一张照片中，阿爸都在笑。 　　2004年底，南亚大海啸夺走了23万条人命，印尼的亚齐省成为重灾区，海啸后约六千名华人逃到棉兰避难。在棉兰的避难所我第一次见到阿爸，他准备带领一部分华人租车重返班达亚齐，建立华人救济站，通过互助尽快重建。回乡的那一夜，暴雨如注，直到凌晨进入班达亚齐地界才停。 　　华人救济站准备建在华人聚集区的大伯公庙里，海啸过去半个月后这里还是一片狼藉，海水卷来的残骸将大门堵死，庙堂内的淤泥没到了腿肚子，还没清理的死尸发出一阵阵恶臭。满目疮痍的景象让不少人绝望了，几天后有的人已经悄悄安排好回程，再次离开令人伤心的班达亚齐。 　　阿爸不愿放弃，但他没有劝阻任何人。在海啸中失去父亲的阿爸说自己能体会大家的感受，就好像他回来后一直没有勇气去海边父亲的家看看，听说那里已是一片汪洋。阿爸说如果救济站建不起来，他会把救济品发给村里的原住民，但他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回来，这样热闹一点，热闹了，重建才有希望。 　　在灾区停留20天后，我踏上返。蒸腾的热气里，轰鸣的马达声中，大大小小的飞机忙碌地起降。很多人，联合国官半夜凉初透员、外来的志愿者、记者，热闹地挤在亚齐小小的机场上拍照留念。一批批来了，又准备走了。玻璃外，阿爸微笑着，久久挥手告别，坚强的他选择留下，这是他们的家，即便一无所有。 二 　　2010年，L再婚了，娇小的她依偎在美国丈夫身边，冲着镜头笑得好美好美。 　　2004年1月18日，L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一天风很大，L掩饰着内心的震荡，拍着丈夫老汪的肩说，“没关系，塌了我推你。”这一天，老汪被捕确诊为股骨头坏死。老汪是个才子，四十出头，工作一直挺顺，03年春天在小区筒子楼里不幸感染了非典。出院后，老汪加紧锻炼身体，一个月就回到岗位上，没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诊断摧毁了老汪重振的希望。作为男人，他极力维持着自己不多的自尊，"不愿当着外人拄拐；和爱人去买菜，不能负重，空手走在她身边心里不是滋味；坐公车，有小姑娘让坐，不知坐还是不坐。” 　　为了更多地体会丈夫的心理，帮助丈夫治病，L四处奔波，想尽了办法。她的苦心并没有换来丈夫的理解，丈夫甚至拒绝和她说话。“我知道他心里苦，碰上这样的事，我也委屈。”L只有打起精神，对她来说，老汪只要有一点点好转，就值得坚持下去。但丈夫的冷淡，反复不定的情绪，将她的热情一点点浇灭。 　　2006年4月4日，他们离婚了。离婚后，L并没有离开“家”，仍旧夜以继日地照顾老汪，做饭、敷药，陪着四处看病。“过些日子，等他的病有些好转，我就走”。她说，如果不是非典，离婚会是一种痛快的解脱，不会像刀刻在心上那一样痛。 三 　　2005年10月11日，“神六”发射的头一天下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入选“神六”任务的航天梯队成员和媒体见面，我怎么也不能安下心去听他们说些什么，取景框始终落在翟志刚身上。这位再次与飞天擦肩而过的东北汉子，是否真的如他脸上挂着的那般笑容，平静而自信。无论他是努力做的还是真实的，这样的笑让人无法释怀。航天飞行的最佳年龄是38岁，其他11名航天员清楚地知道大部分人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这个梦想了，一直未能进入候选的7个人我们可能连名字都没机会知道了。但就像翟志刚说的：“不管是谁，他上去了，都代表我们这个整体。”他们还将继续为下一次飞行努力，无论这个希望有多么微小。我只能认真地记下候选梯队几个人的名字：翟志刚，1966年10月出生。吴杰，1963年10月出生。刘伯明，1966年9月出生。景海鹏，1966年10月出生。 　　三年后的2008年，翟志刚、景海鹏、刘伯明成为“神七”航天员。 四 照片上，她背对着我，在昏黄的灯光下，瘫坐在轮椅上。不知道这一刻，她在想什么。 　　见到朱令时，事件已经过去十年了。她坐在轮椅里吱吱呀呀的，偶尔会大笑，但那种表情只有身后的母亲能够明白。朱令含混不清的语言也只有母亲知道她是在背一首诗或者是说起她同寝室女生的名字。十年了，父母看着稚气在女儿脸上一点点褪去，朱令自己却毫无所知，她的所有记忆都停留在大三的那个春天。 　　十年前的春天，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朱令铊中毒事件震惊了所有知情者。这个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曾荣获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的漂亮女生被2次投毒，昏迷了5个多月。由于铊中毒损伤的不可逆转性，出院后朱令的智力、视觉、肌体和语言功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生活无法自理。 　　朱令母亲说，当年接受了清华和北京市一共40万的赔款，但走进朱家，头顶上斑驳的墙壁，用了几十年的老书柜，破了皮的沙发。40万早就扔在了十年的治疗上，朱令母亲每年还要接受自己好友的“馈赠”。 … Learn more

这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的五环外。它的周围生活的都是菜农，而这所学校最初就开在菜地中。 校长看起来朴实略带羞涩，如不是谈到他最熟悉的办学之事，他总是有些不知所措地与来献爱心的人相处。他只好频繁地点烟。 这天，几位曾报道过学校困境的记者和他们的朋友以私人名义来捐赠书与文具，校长挺高兴，但在我看来，这些捐赠并不如这所学校能得到关注而不被关停来的重要。 除了关注，他们最需要钱，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校长指着一幢新盖的二层楼，是为了应对上面的要求，举债新盖的，能抗八级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校长说钱是从老家借的，二分高利贷。 新盖的教学楼里四分之三的教室都空着，一来是高年级的还未搬进来，二来就在开学前，几乎所有家长都接到了一条关于T学校是违章建筑、非法办学的短信，很多孩子都临时送回老家上学了。校长幻想着下学年学生会多些，根据他自己的核算，只有招收到500名学校，学校才不亏。 五年级的教室里，一位看起来只有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在给学生上课。她说大学读的是商贸英语，现在教六年级英语和五年级的数学和语文。黑板上，刺眼地写着“莎”车，大家商量着要不要纠正她，但最终没有开口，因为每一个人都看得出这个女孩在竭力避免人们对她的质疑与轻视。 临近中午，一位打扮入时的中年妇女来捐款，几经交涉，最后捐了2万元。她一再叮嘱钱要给到孩子手里，校长希望钱由学校支配，毕竟学校办好了，生存下来，周围的孩子才会有学上。只是，有些紧张的校长并没有说清楚事情的逻辑关系。中年妇女只是念叨着她上学时穷得吃不饱饭，在课堂上饿昏过去。校长不再多说，答应了要求，开了收据。 对X学校来说，它似乎是幸运的，在原本关停的名单上又被默许复课。经历这次，校长打算去办帘卷西风证以求安生，只是加入正规军的门槛实在不低，尤其对他这样以一人之力办起来的学校。

       第一次被要求对别人的照片说些什么，还要印成白纸黑字。        黑明的这组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留念的照片若不是前有古人，其实有些意思，我想他大约也没有真的从艺术性上要求太多，依然是按照他曾经的选题操作的。所以不必苛求太多。 —————————————————————————————————————— 黑明和他的天莫道不消魂安门留念                 姚元还保留着1969年1月自己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的一张留影。“那是插队前几天拍的。我家有一台德国蔡司的135照相机，和特务用的相机一样，很小。批准插队后，我用‘插队证明’买了一件很多插队学生都有的蓝色棉大衣，然后就带着相机去了天莫道不消魂安门。”         对大多数人而言，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组观念上并不算新鲜的“老照片新拍”，因为天莫道不消魂安门而意外地被纳入“主流”，在建国60周年前被人关注起来。拍摄者黑明却毫不掩饰：这跟自己的初衷没有太大关系。对于一个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外乡人，或多或少地想要确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某种关联，黑明说他一直在寻找对北京的表达。几年前，当从相册里翻出不同时段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的留影时，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请那些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留影的人回到这个“最具有政治意义的”空间来，重新拍照，以呈现时代的变迁。为此，黑明在北京一家晚报上刊登了启事，寻找100个（组）曾经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广场留影的人。         46岁的刘增荣就是看了报纸主动找上门来的。2009年3月31日上午8时30分，按照约定刘增荣和黑明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西华表前见了面，根据他事前提供的老照片的角度，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拍摄，黑明“复制”了刘增荣在1980年9月28日上午九时左右初到北京，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拍下的那张纪念照。“当初所有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广场拍照的人们，心情几乎是一样的激动。那时惟一能够代表北京乃至中国的就是天莫道不消魂安门。今天每个人的认识开始显现出差异。有些人仍然认为天莫道不消魂安门是神圣的，但也有人认为这里就是旅游景点，太拥挤了。”事后在博客上，刘增荣写道：“昔日重现，此刻我仿佛回到了29年前的那一刻！真的有点激动！”         黑明竭力做到形式上的“像”，选择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姿势、表情，甚至太阳在身前身后投下同样的影子，画面同一角落里若有若无的松枝。在相册或史册中所看到的悲欢离合、得失成败，同历史一样是被选择过的。这些原本被夹在或许掉了皮的老相册里、属于个人私生活的经历，经过一系列刻意“复制”，进入公众视野，在一些人看来好像变了味儿，有些不那么可爱了。         在一张注明1982年北京天莫道不消魂安门留念的老照片上，小姑娘婷婷双手插兜，脚丫一前一后地拧着，一副得意、可爱的小样儿。这是一张黑白照片，但透过她志得意满的神情，我却似乎看得见她正穿着一条当年让我痴迷的粉红色长裤，那个顽皮的姿势大约也不是大人教她摆出来的。27年后，婷婷在同样的位置上，按着老照片摆出近乎同样的姿势，脸上却是一种难以看清的躲闪，好似那一瞬间她不是她。         王嫒香、朱荣曾1963年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相互依偎着拍了张照，她们是好姐妹，也可能是关系要好的同事。老照片中，穿着笨拙的棉衣掩饰不住年轻的张扬，围巾的不同戴法、两人故意注视远方的神情估摸着是当时的流行。在右侧站立的姑娘微微卷起的发梢也会让人猜度一番。这样的迷人确实和时空的距离有关，但更多的是质朴与真诚。而当年那些身穿军装、手捧红宝书的小姑娘，几十年后捧着红色存折、红色退休证，微笑着齐聚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时，却不得不让人感叹什么叫时过境迁。面对这样的新照片，我们好像能听到照片外有人在喊“嗨，看这里，笑一个”，却无法去端详那些时间留给她们的道道划痕。         … Learn more

和赵老师的接触是仅是在去年，他带来一个实习生，原意大约是想留在中青，没能如愿。 初次见面，因为赵老师的病我还闹了个无心的笑话。 没有过多交流，我只是无法把这个人和书架上摆了多年的那本另类人生的作者重叠起来。 听说赵老师走了，61岁，我猜想他一定还有很多摄影的事儿想做。 希望天堂还有他的快门声。

站在残奥赛场边，不想说自己被感动， 流泪，不是因为他们无与伦比的坚强， 更多时候看到的，是他们偶尔的敏感。 他们比刘翔、菲尔普斯更真实， 擦肩而过， 没有冰冷的光环，而是一种温暖。 只是，我实在做不了体育摄影，听着耳边哗哗的快门声，会很紧张， 竞技瞬间的那一刻我通常手忙脚乱，夺冠的运动员总是呼啸着冲出我的取景器。 坦诚说，我们和外媒实在差的很远， 尽管我们拿着最好的数码相机，但我们中间知道布控的人没有几个， 我们以为拼脑子，拼眼光， 其实，我们输在技术的起跑线上。 右上图，残奥会上我最喜欢的运动员不是哪个冠军，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引导员，他的名字也许不会被刻在金牌上，但他憨憨的笑脸，会留在很多人的心里，李佳雨。那天，盲人短跑运动员吴春苗和她的眼睛李佳雨又一次拿到了女子200米的奖牌，步出鸟莫道不消魂巢时，他们紧紧牵着手，虽然甬道很黑，但我们都知道他们笑得很甜。 左上图，日本坐式女排选手浅野在来北京参加残奥的前夕不幸去世了，年轻的她只有21岁。她的队友没有忘记它，而是带着她和她的球衣一直坐在赛场边助威。浅野在照片上笑得如此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