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心里，武汉是珞珈山的“樱花雨”，是吉庆街上演的“生活秀”。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相比，它让人感到温暖、自在。武汉又远不止这些，它的历史书写着太多英雄过往、江湖纷争，大起大落间让人感慨万千。而这一切，离不开和它相伴相生的长江、汉水。所以到武汉，不可错过的风景都在江边。

长江南岸边的黄鹤楼是个好去处，虽然“昔人已乘黄鹤去”，但并非“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楼坐落在蛇山上，面对着滔滔江水，一览三镇风光，享有天下绝景，因此从来都是文人墨客的心头好。天气晴好时，这里还可望见长江对岸的、位于汉阳的龟山。传说，春秋时期，某年八月十五，琴师余伯牙在龟山脚下泊舟抚琴，与樵夫钟子期结为知音。孰料次年，子期亡故，临终前，留下遗言，要葬在江边，为的是八月十五，好听俞伯牙的琴声。俞伯牙万分悲痛，在子期的坟前弹罢《高山流水》便挑断琴弦，把琴摔了个粉碎。后人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古琴台。

也许，正是壮阔山水孕育出的诗歌、音乐，造就了武汉骨子里的浪漫情怀。

如今虽不能像古人那般泊舟抚琴、对江高歌，但到长江大桥上走一走，顺浩瀚江流远眺，任耳边风声呼啸，难免生出大武汉的豪情。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一年之后，万里长江第一桥便跃然江上，终结了京广铁路线在武汉要靠轮渡连结的历史，武汉又一次占据着九省通衢的优越地位。

早在明清时期，武汉就有“九省通衢”的美称。据说，武汉之名最早记载于明代姚宏谟的《重修晴川阁记》：“武汉之胜迹，莫得而其观游焉。” 那时武汉还仅指武昌、汉阳二府城。到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结束了汉阳与汉口浑然一体的旧貌，汉口成为“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的天然良港，与武昌、汉阳三足鼎立。汉口开埠后，更是码头林立，商贸兴旺。

如今，沿江两岸虽没有当年“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的景象，但还保留着码头、轮渡。坐轮渡从武昌到汉口的江汉关，会经过汉水和长江的交汇点，也就是汉水的入江口。一边是碧波滚滚的汉水，一边是黄浪泛泛的长江，最终汇作大江东去。

不过，冬季的江面雾霭沉沉，在轮渡上很难看到两岸的风景，反倒有一种脱离尘世的魔力。从南岸到北岸，随便登上一条跨江航线，短短十几分钟的行程，再纷乱的心绪都会瞬间变得平静，似乎两岸繁杂的都市生活，都凝固在这宽广的江面上了。轮渡依旧是武汉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他们和水、和过往亲近的一种方式。

汉口依然是武汉的商业中心，除了沿江大道上那些耳熟能详的欧式建筑，江边大大小小的码头上还见得到挑夫、搬运工。时间流转，码头仍旧是劳苦大众的谋生之所，仍旧是他们的“江湖”。在这里，多少能明白《吾国与吾民》中所言：长江沿线码头众多，在码头上求生活，要求人热情慷慨，不拘小节；汉口自古是商业重镇，在商场掳杀，却又必须小心谨慎，提防陷阱。

说到江湖，就少不了街头艺人。江边漫步一定不要错过街头歌手的表演，一副浸透着五味的好嗓子，唱得寒风中的路人心生百转千回的惆怅。每逢点唱送花的环节，总有冲动火辣的武汉人毫不吝啬地抛撒出人民币，漫天飞舞着，荒诞中却有着实实在在的人气和温暖。桥头下往往有七八家场子，不限传统戏曲、流行歌曲。桥下唱得高亢，桥上火车轰鸣。其实，武汉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大码头，各种戏院、舞台曾遍布三镇。上个世纪30年代中后期，全国几乎所有的京剧名角都来此地演出献艺。梅兰芳先生来的时候，据说黑白两道的头面人物统统出来捧场。

武汉就是这样一个真性情的地方，像火也像水，武汉人也真的爱水，总喜在长江和汉水里“玩水”，即便是冬季，桥下还是有不少结伴而来的市民，谈笑着将换下的衣物随手扔在通往江边的石阶上，便钻进白茫茫的江水里不见了人影。桥下的石滩上，有年老者支着鱼竿，有小青年谈着情爱，有着各自的幸福。

一

　　整理照片我才发现，每一张照片中，阿爸都在笑。
　　2004年底，南亚大海啸夺走了23万条人命，印尼的亚齐省成为重灾区，海啸后约六千名华人逃到棉兰避难。在棉兰的避难所我第一次见到阿爸，他准备带领一部分华人租车重返班达亚齐，建立华人救济站，通过互助尽快重建。回乡的那一夜，暴雨如注，直到凌晨进入班达亚齐地界才停。
　　华人救济站准备建在华人聚集区的大伯公庙里，海啸过去半个月后这里还是一片狼藉，海水卷来的残骸将大门堵死，庙堂内的淤泥没到了腿肚子，还没清理的死尸发出一阵阵恶臭。满目疮痍的景象让不少人绝望了，几天后有的人已经悄悄安排好回程，再次离开令人伤心的班达亚齐。
　　阿爸不愿放弃，但他没有劝阻任何人。在海啸中失去父亲的阿爸说自己能体会大家的感受，就好像他回来后一直没有勇气去海边父亲的家看看，听说那里已是一片汪洋。阿爸说如果救济站建不起来，他会把救济品发给村里的原住民，但他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回来，这样热闹一点，热闹了，重建才有希望。
　　在灾区停留20天后，我踏上返。蒸腾的热气里，轰鸣的马达声中，大大小小的飞机忙碌地起降。很多人，联合国官半夜凉初透员、外来的志愿者、记者，热闹地挤在亚齐小小的机场上拍照留念。一批批来了，又准备走了。玻璃外，阿爸微笑着，久久挥手告别，坚强的他选择留下，这是他们的家，即便一无所有。

二

　　2010年，L再婚了，娇小的她依偎在美国丈夫身边，冲着镜头笑得好美好美。
　　2004年1月18日，L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一天风很大，L掩饰着内心的震荡，拍着丈夫老汪的肩说，“没关系，塌了我推你。”这一天，老汪被捕确诊为股骨头坏死。老汪是个才子，四十出头，工作一直挺顺，03年春天在小区筒子楼里不幸感染了非典。出院后，老汪加紧锻炼身体，一个月就回到岗位上，没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诊断摧毁了老汪重振的希望。作为男人，他极力维持着自己不多的自尊，"不愿当着外人拄拐；和爱人去买菜，不能负重，空手走在她身边心里不是滋味；坐公车，有小姑娘让坐，不知坐还是不坐。”
　　为了更多地体会丈夫的心理，帮助丈夫治病，L四处奔波，想尽了办法。她的苦心并没有换来丈夫的理解，丈夫甚至拒绝和她说话。“我知道他心里苦，碰上这样的事，我也委屈。”L只有打起精神，对她来说，老汪只要有一点点好转，就值得坚持下去。但丈夫的冷淡，反复不定的情绪，将她的热情一点点浇灭。
　　2006年4月4日，他们离婚了。离婚后，L并没有离开“家”，仍旧夜以继日地照顾老汪，做饭、敷药，陪着四处看病。“过些日子，等他的病有些好转，我就走”。她说，如果不是非典，离婚会是一种痛快的解脱，不会像刀刻在心上那一样痛。

三

　　2005年10月11日，“神六”发射的头一天下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入选“神六”任务的航天梯队成员和媒体见面，我怎么也不能安下心去听他们说些什么，取景框始终落在翟志刚身上。这位再次与飞天擦肩而过的东北汉子，是否真的如他脸上挂着的那般笑容，平静而自信。无论他是努力做的还是真实的，这样的笑让人无法释怀。航天飞行的最佳年龄是38岁，其他11名航天员清楚地知道大部分人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这个梦想了，一直未能进入候选的7个人我们可能连名字都没机会知道了。但就像翟志刚说的：“不管是谁，他上去了，都代表我们这个整体。”他们还将继续为下一次飞行努力，无论这个希望有多么微小。我只能认真地记下候选梯队几个人的名字：翟志刚，1966年10月出生。吴杰，1963年10月出生。刘伯明，1966年9月出生。景海鹏，1966年10月出生。
　　三年后的2008年，翟志刚、景海鹏、刘伯明成为“神七”航天员。

四

照片上，她背对着我，在昏黄的灯光下，瘫坐在轮椅上。不知道这一刻，她在想什么。

　　见到朱令时，事件已经过去十年了。她坐在轮椅里吱吱呀呀的，偶尔会大笑，但那种表情只有身后的母亲能够明白。朱令含混不清的语言也只有母亲知道她是在背一首诗或者是说起她同寝室女生的名字。十年了，父母看着稚气在女儿脸上一点点褪去，朱令自己却毫无所知，她的所有记忆都停留在大三的那个春天。
　　十年前的春天，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朱令铊中毒事件震惊了所有知情者。这个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曾荣获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的漂亮女生被2次投毒，昏迷了5个多月。由于铊中毒损伤的不可逆转性，出院后朱令的智力、视觉、肌体和语言功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生活无法自理。
　　朱令母亲说，当年接受了清华和北京市一共40万的赔款，但走进朱家，头顶上斑驳的墙壁，用了几十年的老书柜，破了皮的沙发。40万早就扔在了十年的治疗上，朱令母亲每年还要接受自己好友的“馈赠”。
　　对于朱令的病情，家人的态度基本是任其发展了。十年来，他们已经不再相信有奇迹了，朱令的视力、语言能力看不到丝毫改善。由于常期卧床，朱令的身体变得臃肿，曾经让人羡慕的高挑身材反倒成了年迈父母最大的负累。对于出事前的知识和记忆朱令都完好的保留着，“14的平方、唐诗，她能很快地答上来”。但这些对一个做母亲的来说，已经完全不重要了，朱令不能自理，不能走，拿不稳东西，看不见。朱令母亲说，如果自己走了，“就只能让朱令跟着我一起走。”
　　谈话中看不出朱家的憎恨，“时间久了，连恨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们还是希望有一天案件进展能大白于天下。

五

　　我能看见她，她却看见不我。昏暗的通道里，她紧紧握着他的手走向出口，身后远处是坐在鸟莫道不消魂巢里的数万名观众。我按下快门，她大约是听见了，高高举起他的手，笑了。
　　这一天，吴春苗继摘得北京残奥会T11级100米冠军后，再次夺得T11级200米亚军。出生在即墨市龙山镇华山西桥村的吴春苗，10岁时患上严重的青光眼，最终双眼全盲。无需多言，我们也能想像吴春苗从乡村走到位于鸟莫道不消魂巢的起跑线上，每一步有多难。站在领奖台上，吴春苗意外地将金牌套在身边的李佳雨，她的领跑员的胸前，她说:　“金牌里有他的功劳，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
　　在盲人跑步比赛中，领跑员就是盲人运动员的“眼睛”，为运动员看跑道，随时提醒她往哪跑怎么跑。运动员和领跑员的手用一条短短的牵引绳系在一起。帅气的李佳雨来自沈阳体育学院，他说吴春苗怎么跑我就随着她怎么跑，这些年一直都是我看着她，服从她跑。他们并不是恋人。
　　如今，李佳雨退役了，吴春苗有了一个新的领跑员。

这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的五环外。它的周围生活的都是菜农，而这所学校最初就开在菜地中。

校长看起来朴实略带羞涩，如不是谈到他最熟悉的办学之事，他总是有些不知所措地与来献爱心的人相处。他只好频繁地点烟。

这天，几位曾报道过学校困境的记者和他们的朋友以私人名义来捐赠书与文具，校长挺高兴，但在我看来，这些捐赠并不如这所学校能得到关注而不被关停来的重要。

除了关注，他们最需要钱，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校长指着一幢新盖的二层楼，是为了应对上面的要求，举债新盖的，能抗八级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校长说钱是从老家借的，二分高利贷。

新盖的教学楼里四分之三的教室都空着，一来是高年级的还未搬进来，二来就在开学前，几乎所有家长都接到了一条关于T学校是违章建筑、非法办学的短信，很多孩子都临时送回老家上学了。校长幻想着下学年学生会多些，根据他自己的核算，只有招收到500名学校，学校才不亏。

五年级的教室里，一位看起来只有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在给学生上课。她说大学读的是商贸英语，现在教六年级英语和五年级的数学和语文。黑板上，刺眼地写着“莎”车，大家商量着要不要纠正她，但最终没有开口，因为每一个人都看得出这个女孩在竭力避免人们对她的质疑与轻视。

临近中午，一位打扮入时的中年妇女来捐款，几经交涉，最后捐了2万元。她一再叮嘱钱要给到孩子手里，校长希望钱由学校支配，毕竟学校办好了，生存下来，周围的孩子才会有学上。只是，有些紧张的校长并没有说清楚事情的逻辑关系。中年妇女只是念叨着她上学时穷得吃不饱饭，在课堂上饿昏过去。校长不再多说，答应了要求，开了收据。

对X学校来说，它似乎是幸运的，在原本关停的名单上又被默许复课。经历这次，校长打算去办帘卷西风证以求安生，只是加入正规军的门槛实在不低，尤其对他这样以一人之力办起来的学校。

HJ离开北京之前，我们一起在陕西小馆吃饭，我抱着一脸天真毫无所知的小卡卡，狠狠地亲了一口，离别对他来说，只是再也见不到楼下的小朋友嘉嘉了。我们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告别的话，似乎两个城市的距离轻易就可以跨越。友谊是很奇妙的东西，有点像爱情，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被解释，就能感受到。 和HJ也仅仅认识三年，为工作室的事儿，和VIVI吵得面红耳赤，却从来没和她红过眼。喜欢她身上来自山野的自然清新，喜欢她作为家中长女的忍让坚强，喜欢她自由职业成就的简单温情。我知道她也有烦扰，只是很羡慕她，有勇气离开，有勇气开始下一个开始。她说，自己还是很喜欢北京的，喜欢它的大，总有走不到尽头的新鲜感。要离开了，还真是舍不得。我说，你会喜欢杭州的，因为你是个恋家的女人，家在哪儿你就喜欢在哪儿。她笑笑。

我也喜欢北京，喜欢它的开阔，人也跟着开朗，不过那是年轻的时候。现在，渐渐不喜欢了，现在的北京总有一些做作，一些拧巴。奇奇怪怪的建筑，形形色色的圈子，层层叠叠的欲望，拥挤在每一条地铁线上，潜伏在每一个人脸上。这个城市让人无法优雅地生活，每一件事必须迫切去争取才能得到。必须得快狠准，否则就不赶趟儿了。小时候，父母为了让我见识大世面，百般周折调回北京，把户口上在城八区。只可惜拿着户口我觉得自己还是外地人，对北京，排斥或者被排斥着。只是，上一代人对户口的看重多少在我身上烙下了印，即便想离开也不如HJ这般轻松。

哪个城市更适合生活，我会想明白的。

30岁的时候，朱莉很幸运地拥有艾瑞克和朱莉娅，我有他，只是我还没有找到我的朱莉娅。

电影总是因为和你超级相似，而不是什么剪辑、摄影多牛，让你身心投入。

朱莉娅在和丈夫分享姐妹怀孕的消息时，哭了，我想起那天接到刚刚得知自己怀孕的姐妹的电话，我能听出

她压抑的惊喜，我努力说着祝福的话，却抱着他没有出声地哭了。

我们的困扰也是相同的，不能被自己掌控的生活中，假如能彻头彻尾地做完一件事，无论它有着多大的意义，

就很不凡了。事实上，我们缺少耐心，不愿意为看不到结果的过程付出，所以朱莉娅只是一个借口。

今天忘了带手机，真好，觉得时间都是自己的了。 

2009，威海

终于去了这个很多人叫好的城市，也终于明白它不那么叫座，第三眼美女，

总是要耐着性子才能看出味道来。

爱上威海，很难是一见钟情的惊艳。都是傍着海，却没有青岛的大繁华，没有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的小情调。

它普通了些，好象我这样的相貌，洒落在海岸线上的城市中，总是被忽略。

威海，没有太多景点，索性就随处找个漂亮的海湾，看着太阳在东边跃起，波光粼粼，耀眼地

从远处铺过来，静静地度过一整天，陪着它变成星星点点的亮斑，再渐渐淡去。

海风在树荫下变得格外清凉，九月，真是个看海的好季节。

这样的一天，手边有本詹姆斯的书，就真的再好不过了。他教你如何看沙子，如何看日落。信

手拈来的沙粒也许经历过24亿年，10次到过山地，10次越过海洋，才来到你的身边。心里只剩

感念如此偶遇的美，又怎会记得那些自寻的烦恼。

       黑明的这组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留念的照片若不是前有古人，其实有些意思，我想他大约也没有真的从艺术性上要求太多，依然是按照他曾经的选题操作的。所以不必苛求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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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明和他的天莫道不消魂安门留念
        
       姚元还保留着1969年1月自己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的一张留影。“那是插队前几天拍的。我家有一台德国蔡司的135照相机，和特务用的相机一样，很小。批准插队后，我用‘插队证明’买了一件很多插队学生都有的蓝色棉大衣，然后就带着相机去了天莫道不消魂安门。”

        对大多数人而言，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组观念上并不算新鲜的“老照片新拍”，因为天莫道不消魂安门而意外地被纳入“主流”，在建国60周年前被人关注起来。拍摄者黑明却毫不掩饰：这跟自己的初衷没有太大关系。对于一个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外乡人，或多或少地想要确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某种关联，黑明说他一直在寻找对北京的表达。几年前，当从相册里翻出不同时段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的留影时，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请那些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留影的人回到这个“最具有政治意义的”空间来，重新拍照，以呈现时代的变迁。为此，黑明在北京一家晚报上刊登了启事，寻找100个（组）曾经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广场留影的人。

        46岁的刘增荣就是看了报纸主动找上门来的。2009年3月31日上午8时30分，按照约定刘增荣和黑明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西华表前见了面，根据他事前提供的老照片的角度，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拍摄，黑明“复制”了刘增荣在1980年9月28日上午九时左右初到北京，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拍下的那张纪念照。“当初所有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广场拍照的人们，心情几乎是一样的激动。那时惟一能够代表北京乃至中国的就是天莫道不消魂安门。今天每个人的认识开始显现出差异。有些人仍然认为天莫道不消魂安门是神圣的，但也有人认为这里就是旅游景点，太拥挤了。”事后在博客上，刘增荣写道：“昔日重现，此刻我仿佛回到了29年前的那一刻！真的有点激动！”

        黑明竭力做到形式上的“像”，选择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姿势、表情，甚至太阳在身前身后投下同样的影子，画面同一角落里若有若无的松枝。在相册或史册中所看到的悲欢离合、得失成败，同历史一样是被选择过的。这些原本被夹在或许掉了皮的老相册里、属于个人私生活的经历，经过一系列刻意“复制”，进入公众视野，在一些人看来好像变了味儿，有些不那么可爱了。

        在一张注明1982年北京天莫道不消魂安门留念的老照片上，小姑娘婷婷双手插兜，脚丫一前一后地拧着，一副得意、可爱的小样儿。这是一张黑白照片，但透过她志得意满的神情，我却似乎看得见她正穿着一条当年让我痴迷的粉红色长裤，那个顽皮的姿势大约也不是大人教她摆出来的。27年后，婷婷在同样的位置上，按着老照片摆出近乎同样的姿势，脸上却是一种难以看清的躲闪，好似那一瞬间她不是她。

        王嫒香、朱荣曾1963年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相互依偎着拍了张照，她们是好姐妹，也可能是关系要好的同事。老照片中，穿着笨拙的棉衣掩饰不住年轻的张扬，围巾的不同戴法、两人故意注视远方的神情估摸着是当时的流行。在右侧站立的姑娘微微卷起的发梢也会让人猜度一番。这样的迷人确实和时空的距离有关，但更多的是质朴与真诚。而当年那些身穿军装、手捧红宝书的小姑娘，几十年后捧着红色存折、红色退休证，微笑着齐聚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时，却不得不让人感叹什么叫时过境迁。面对这样的新照片，我们好像能听到照片外有人在喊“嗨，看这里，笑一个”，却无法去端详那些时间留给她们的道道划痕。

        1972年，风华正茂的杨浪和母亲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东南侧的长安街边拍了张合影。“那时不管谁离开北京，或者从外地回京，肯定都要去天莫道不消魂安门照张像。当时我还在部队，拍这张照片好象是回来探亲，还是出差？那时我妈还在河北保定的干校劳动，她特意请假回来看我，所以我爸就带我们去了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广场。我爸有一台苏联的基辅相机，他喜欢摄影，自己冲洗胶卷和放大照片，所以我对摄影一直也很感兴趣。”在杨浪母亲的记忆里：“浪浪当兵走之前，我们特意选择到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广场，当时带了水，买了桔子和面包，一家人坐在纪念碑下吃的饭，就是为了让儿子记住革莫道不消魂命先烈的历程，到部队不要怕苦怕累，想让儿子受受教育。”

        在黑明搜集的老照片里，6岁的东北姑娘耿楚涵有些紧张地背着手站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前，那是1986年她第一次跟爸爸来北京，“那次除了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照了一张像，还在动物园照了一张。”2003年耿楚涵从鞍山师范毕业后，便自作主张地跑到了北京找工作。她现在就职于一家网络公司，月收入三四千元，除去1000元房租，1000元吃饭，交通、通讯等开销，所剩无几。但她从没打算回老家生活：“我们当地的发展很慢，回去工作更不好找。很多国有企业的职工都下岗了，我爸妈工作了30多年的锅炉厂，好几年前就改制卖给了私人，几千名职工一次性买断工龄。我爸是1968年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当年还是生产科的科长，2002年买断工龄的时候，总共才给了两万多块钱，现在全靠打工谋生，养老和医疗也要靠自己。我妈也是。幸亏我家就我一个孩子，压力还不是很大。”耿楚涵已经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先生是东北老乡。“北京的房子实在是太贵了，根本买不起。北京户口比房子更难实现，房子有钱还可以买到，北京户口想买都没地方买。”

        如果没有更多的文字，观看总是存在误读的。也许按照黑明的设想，当跨越时空的两张照片被并置时，这种对比本身便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观察方式。黑明相信，当这组照片被规模（数量和体量上）呈现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从中感受到共鸣和力量，就像他一次次从4×5相机的另一端凝视着人物、环境等表象下的变化，一次次所受到的感动与震撼。 

书中所罗列的影像资料与实物远远超过我们，很遗憾，虽然历史是我们的，
但书写历史的权力却不掌握在我们手中。好在我们有解读历史的能力，影像
或者文字都好。

“鸦片战争”、“义和团”、“通商口岸”，这些曾经从中学念到大学的历
史事件，突然跟随着照相技术渗入中国的脚步一同展开，似乎变了味儿。或
者我们连解读历史的能力都值得怀疑。

作者何伯英(Grace Lou)，出生于伦敦的华裔家庭。听说曾经是摄影师、艺术
家，还是讲师，在许多地方开过展览，包括伦敦的国家肖像与艺术照展览馆
(National Partrait Gallery and photofusion)，羡慕ing。她的第一部著
作《梦境中的成佳节又重阳人》(Adults in Wonderland)回顾了她的摄影工作。听说在
写作《旧日影像》(Picturirlg the Chinese)的过程中，在英格兰沿海城镇
哈斯丁重建了一所19世纪的中国照相馆，以早期西方拍摄中国人的方式来拍
摄现代“类型”的照片。这些肖像照经挑选在2007年泰特(Tate)英国美术馆
的英国摄影史展“我们现在的状态”(How We Are)中展出。

书中最后也有涉及到这部分，照片拍得很艺术范儿，不过还是书更有意思。